“南有精武会，北有武士会”。民国时期，成立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成立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遥相呼应，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民间社会武术组织。两者都因其为中国武术的大普及、大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在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精武体育会活动不断，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其作用更加凸显。与之相比，中华武士会的活动则黯然失色的多，这显然与其历史地位及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与文化强国建设以及天津的文化强市建设等是极不相称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1 中华武士会的前身

(资料图片)

一百多年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炎黄子孙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于是，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军事救国等多种救国方案应运而生，“体育救国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出现的救国方案之一。该思潮认为体育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强国之道，体育为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从而将体育提升到强种、救国的高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西方“洋体育”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的“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亦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其中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明珠”、“中国人存在方式”、“中华民族名片”的武术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一度作为“国术”来看待。

“人不可以无学，学又不可以无会，不学则孤陋寡闻，无会则团体涣散。”伴随着近代西方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跑马会、足球联合会、万国象棋会、体育联合会、体育会、体操会等体育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09年，在河北武术家李存义、刘文华的推动下，直隶教育家张恩缓(字泽儒)与同乡好友、著名实业家、晚清武进士杜晓峰联络河北深县籍退役军人在天津建立了同乡会组织——军人会，不断开展武术交流活动。两年后的1911年，李存义又联合张占魁、李瑞东等人在天津三条石创办了中华武术会，有组织地传授中国武术。

军人会和中华武术会均与中华武士会的主要创办人李存义密切相关，这两个组织为后来的中华武士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因此，军人会和中华武术会可看作是中华武士会的前身。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2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

1905年8月20日，为反帝反封的斗争需要，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13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在南京设立总部，在国内公开身份。1912年2月，面临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孙中山决定筹建中国同盟会燕支部。是月，张继来到王葆真的住所，送达了孙中山委任王葆真和吴蓬仙筹备中国同盟会燕支部的委任状。几个月后，燕支部筹备就绪，张继为燕支部部长、王法勤为副部长、郝濯任总务部主任、王葆真任政治部主任。1912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发起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出席，张继支持会议。国民党成立后，中国同盟会燕支部更名为国民党燕支部，张继任部长，王法勤为副部长，共有党员1046人。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是武术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合力的产物”。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以及孙中山“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的体育思想影响下，燕支部成员从一开始就热心于武术运动。这一点，我们从张继、王法勤、顾德保、叶云表等燕支部成员都是中华武士会的重要骨干就可见一斑。政治家的积极倡导之外，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更与教育家和武术家的积极参与有关。清末时期，武术开始被引进到新式课堂的教学之中。如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张恩绶就曾把武术教育引入该校而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武术引进学堂的知识分子”。中华武士会的教务主任李存义和总教习刘殿琛与张恩绶同为河北深县人。也许正是在张恩绶的影响下，中华武士会的实际主导者李存义和刘殿琛不仅将中华武士会的练习场所放在“公园内学会处”，而且中华武士会还“附设武术传习所”。1912年6月6日的《大公报》之《中华武士会传习所简章》显示：该传习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发起，其学科分为速成科和专修科两种。其中，速成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五个月毕业;专修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两年毕业。凡在传习所毕业者均可得到中华武士会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天津《大公报》先后发布了《中华武士会公启》和《中华武士会简章》。其中，在《中华武士会公启》中清楚地说明了成立中华武士会的目的：“今同人创设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在《中华武士会简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华武士会的宗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而且对会员条件、入会与出会、职员设置、经费等均做出了规定。

1912年6月16日，张继、王法勤、顾德保[9]等八十余中华武士会的发起人在天津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会总所召开了中华武士会的“成立会”，并开始“筹议开课事，广延拳棒击剑各名师为教习”。中华武士会的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许多人纷纷报名参加。截止到6月30日，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中华武士会不但“报名入会者约有百数十人，各教习亦经聘订”，而且“其地址已借妥公园内学会处”，“暑假期内即可开课”。1912年9月8日下午一时，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河北公园召开了“正式成立会”，并“兼行开学礼”。自此，中华武士会的活动开始步入正轨。该成立大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是日观者如堵，当由到会各会员分班演习枪刀拳棍各技，堪称绝艺。内有来宾一人，年八十四岁，演习刀法脚步手法两相纯熟，众皆拍掌称奇”。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3 中华武士会的快速发展

《中华武士会简章》规定，中华武士会“每年开春秋两季大会，是为常会”[15]。按照此规定，经过一个多月的传习，中华武士会即于1912年10月28日在天津河北公园内学会处组织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秋季大会。这次大会“观者千余人，首由干事张泽儒(恩绶)报告开会词，继由干事叶云表报告近日办事手续”，然后来自广东、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武士“各献技能，掌声雷动”，其中“尤以广东卢杰之君舞铁线拳及长杆工夫为纯绝，武清县之太极拳更属文雅”[16]。值得一提的是，为筹集此次活动的经费，李式太极拳创始人、“性忠厚，尚义气”、“尤好布施”有“小孟尝”之称[17]的天津武清人李瑞东卖掉了自家在武清城关的200亩好地，其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中华武士会成立(尤其是秋季大会)后，要求到中华武士会习武的人越来越多，中华武士会不得不设立分会，且出现了“数月以来，远近闻风而起，分会林立”[18]的局面。与中华武士会在各地设置分部相应，京津各校纷纷到中华武士会聘请老师教授武术。其中1913年，李子扬、李剑秋分别被受聘到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正是在这一年，中华武士会干事叶云表(国民党燕支部成员)到日本留学，并邀请郝恩光到东瀛成立了中华武士会东京分会，在日本传授形意拳术。

需要注意的是，为振奋民族精神、推广武术运动，中华武士会会员入会仅要求申请者“年在十五岁以上，籍为中华国民而品行端正者”、“经本会会员介绍”后“纳入会金五角”即可。会员入会后，练习武术的学费是每月一元，另缴纳“会费一角”，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费用。这就给中华武士会的运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开始中华武士会的维持“皆赖同人捐助之力”，另外还有一点“教育上之补助”及“机关略为补助”，“然为额甚少，不能久持”。为此，中华武士会不得不在1913年3月7日的《大公报》上发布《武士会募捐》公告，“敬求各界先生解囊相助，积少成巨，以使尚武精神日益膨胀，积成强健国家。”

尽管经济拮据，但中华武士会在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帮助下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1915年10月，经中华武士会会员选举，天津商会的卞月庭和杨晓林分别被推举为中华武士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李忠元为教务主任、李彬堂为教员)。1916年4月，中华武士会传习所专科班首届毕业典礼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王恕、杨琪、阎道生、罗斌、胡岗等五人顺利毕业。毕业后，五人均对中华武士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4 中华武士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1916年6月6日，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权由袁世凯的干女婿段祺瑞把持，是为皖系军阀专政时期(1917年7月至1920年7月)。对中华武士会而言，191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该年正月，中华武士会的主要襄助者李瑞东煤气中毒去世。同年5月，主持校务的李彬堂应山西督军阎锡山之邀，到太原工作。但随后被阎锡山幕僚陷害抑郁成病。此时70岁的李存义不得不函调在云南鄂军中的弟子李星阶来津主持中华武士会会务。

1918年，中华武士会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期。该年，李星阶协助李存义不但利用天津博物馆开成立展览大会的机会，召集三百多位武术家来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武士会的影响，而且还适时调整了立会宗旨，并通过参加北京的万同赛武会，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武士会的影响。至此，中华武士会的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

4.1 中华武士会对立会宗旨的调整

武术进入学校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1908年，就有人发出了“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武术)不可”、“今日主持国是者与教育家，皆不可不栖神营心于此”[23]的呼声。1911年6月，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称“中央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17件决议案中，有两件(《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和《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与体育有关，其中在《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明确地提出“高等小学以上空兼习拳术”的要求。正是在众多教育家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1915年4月北洋政府在天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通过的《军国民教育施行方法案》中要求：“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育之。”此后，关于学校“加授武术”、“提倡武术”的决议案不断。

教育部明令武术进入学校后，中华武士会成员进入学校教授武术的人员明显增加。此时，韩慕侠进入南开中学，王俊臣、李剑秋进入保阳(保定旧称)陆军学校，李彬堂进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李星阶进人直隶一中(铃铛阁中学)，靳云亭进入工艺学堂和育德学校，秦月如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刘凤春进入北京体育学校，李玉琳进入扶轮中学等传授武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武术的体育功能日益彰显。适应新的形势，1918年，中华武士会适时地将创会初期的宗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调整为“传习中华古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

4.2中华武士会参加北京的万国赛武会

1918年9月14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来到北京在中央公园举办万国赛武会，“天津中华武士会应该会之请，由总教员李存义约同师弟张占魁、刘殿臣及门人程海亭、王亦韩先期到京接洽”，“磋商比武条件”，“大力士拟角力，不限时间，必以将敌人携起抱持至三分钟者为胜。王亦韩亦提出条件，谓双方比较须决胜负于五分钟内，死伤无论”。正当双方争论不休时，中华武士会的人员全体到京并公推出“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武术教员王俊臣、京西清华学校武术教员李剑秋及张远斋、韩慕侠四人”“为角赛领袖”[28]。此时，警厅以事关国际、“双方比武难免意外之虞”，而将“赛武会”改为“演武会”。

1918年9月14日晚七时，“中华武士会总教习李存义偕其师弟张占魁、刘殿臣、秦月如暨门人李呈章、程海亭、李星阶、李子扬、王俊臣、韩慕侠、李剑秋、王亦韩、韩怡庵、罗仲贤、杨明漪、张世广、刘楚轩、卞蠡洲、黄健亭、齐励学、刘锦卿及其小门人王贵臣、靳振起、赵华亭等暨津京保各处门下计共六十余人，到场演练拳术及各种武器者极为欢迎，中以秦月如之龙形扑刀、李呈章之栏门枪、李星阶之龙形剑、程海亭之八卦刀、张福仁胡仲三之地趟刀、李子扬之退步剑锁口枪最为精熟，而李子扬演锁口枪时，全场一致鼓掌，步军统领李阶平上将尤极口称道，实惊人之技也。该会演练完毕，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即相继登场，举其最重之铁球，并用两丈余长之铁轨力举十人，该力士献技甫毕，中华武士会王贵臣即跃身登台，将大力士之铁球轻轻举起，并用铁轨力举十二人，绕社稷坛之匝，观者莫不扬眉吐气，鼓掌欢呼。彼贵臣者，固中华武士会程海亭之徒侄也。康大力士见中华武士会技术之精，膂力之大，均驾伊等而上之，即已十分胆却，乃由翻译代达。钦佩中华武士诚意，并声明不必再行比赛，贵臣既退”[29]，此次演武“至八时半奏乐器散会”，“次日赛武会即奉令停止”。

本次演武，中华武士会成员大获全胜。按照规定，赛会所备大小金牌十一座应归中华武士会所有，但该会执事李稚荪仅将大金牌恭送至华兴旅馆，献于武士会总教习李存义手中，而小金牌十面因赶制不及，由李稚荪、卢梦颜两人担保到津制办后补送给中华武士会[31]。

这是一场令康泰尔心悦诚服的比赛，归国前康泰尔特意投书天津《益世报》，表示出对中华武士会绝技的钦佩，同时不加掩饰地对腐败的中国官场进行了批判：“鄙人远来贵国开万国赛武大会，本欲以角力斗技增美誉而播荣名，不意铁球铁轨诸把戏为诸君觑破，以致一鸣杀羽敛翼而退，不敢请试他题，然谓鄙人寡识而退让，则可谓鄙人贻羞于失败，则不可缘鄙人虽远隔数万里，稔知贵国事事皆有名无实，警察厅所以保民则反扰民，军队所以卫国则反乱国，官僚所以敷政治而如散瘟灾，政府所以安国家而备施荼毒，开国会代表民意而民意倍见摧残，称共和为伸民权而民权愈遭蹂躏，如此种种更仆难数，总之贵国之事无一名实相副者，鄙人因此以为贵国之武士会亦必如其他各物事，率皆虎皮麟楦徒有其形，虽似磨砺以须，不过银样蜡枪头而巳，故思以假应假博得虚名，名盛而利即随之，己足与贵国伟人相比较，初不意贵会诸君皆能求实认真，高出他界远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让成诸君美誉，以稍增贵国光也，谨布片言，诸维朗察，俄国康泰尔启。”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5 中华武士会的继续发展及停办

万国赛武会后，来中华武士会习武的彻夜不断。此时71岁的李存义难以应付，遂隐居于弟子张天普在英租界的家中，中华武士会事务交由李星阶全面负责。

李星阶负责中华武士会的时期正值中央政权先后由直系军阀(1920年8月-1924年10月)和奉系军阀(1924年10月-1928年6月)操纵的时期。该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尽管，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又升格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而成为实际的“国家元首”，但这位“国家元首”备受冷落。去除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闽、粤、江、浙、沪地区，汪精卫集团控制的湘、鄂、籍一带，冯玉祥控制的陕、甘、豫一带，阎锡山控制的晋、绥地区，张作霖实际控制的地区相当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并没有给张作霖以支持，就连与张作霖关系密切的日本因欲壑难填亦准备放弃张作霖而改换他人，此时的北洋军阀统治已面临穷途末路的命运。

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李星阶秉承李存义的办会理念，带领中华武士会继续向前发展。1922年，上海精武体育会“一为宣传精武主义，二则以北方为技击名家出产地，此行并欲访寻名手，归任教员”而成立了由三十七人组成的“精武旅行游艺团”北行津京。中华武士会积极与之接触，从而展开了南北最大的民间武术组织——精武体育会和中华武士会的了解，加强了两会之间的交流。

1922年10月25日，陈公哲、罗啸敖、翁耀衡、连滟川四人先行离开上海，于10月26日，抵达天津。1922年10月30日，精武旅行游艺团“除卢炜昌君不日续到，乃有一二人由车行未到外”，其余人员搭招商局“新铭”轮船于10月30 口下午一时三十分全部抵达天津并人住广东会馆。而后“自三十一日夜起，至十一月八日夜，连赴各团体欢迎会及乐舞大会”。上海精武旅行游艺团在天津的十天时间内，尽管活动安排相当紧凑，但却“三访天津武士会”，两会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沟通。

另外，上海精武旅行游艺团还与天津中华武士会的会长李星阶有过一次直接的技艺接触与交流。该次交流发生在1922年11月4日下午三时，直隶一中在大礼堂开欢迎精武旅行团大会之时。这次大会“到会者本校学生约三百余人，由校长阎润章主席(主持)”，共包括“开会”、“音乐”(一中音乐团)、“唱国歌”(全体)、“主席致欢迎词”、“答词”(郑福良)、“演说”(陈善)、“音乐”(一中音乐团)、“舞剑”(一中武术教师李星阶)、“沪乐”(甘时雨、吕文成)、“粤乐”(精武音乐团)、“操工力拳”(陈善、姚蟾伯、杨深伦、郑福良)、“大雄拳”(刘占五)、“梅花刀”(李宝英)、“操崩步”(杨深伦、陈善、郑福良、黄培生)、“偷桃”(黄培生)、“形拳”(杨深伦)、“连环刮”(罗光玉)、步捶(赵振声)、少林拳(米剑华)、音乐(一中音乐团)等环节。“时至五钟半，始行闭会云”。

经查，上述武术表演节目的队员中，李星阶时任中华武士会会长，陈善(游艺主任)、姚蟾伯(国操主任)、杨深伦/杨森伦(庶务主任，广州坤维女子师范学校教员)、郑福良/郑福康(国操游艺员，精武学校校长)、刘占五(国操教练，上海精武一分会教员)、李宝英(国操教练，上海精武一分会教员)、黄培生(国操游艺员，内科医生)、罗光玉(国操教练，上海精武三分会教员)、赵振声(国操教练，上海精武总会教员)、米剑华等均是精武旅行团成员。这场持续了二个半小时、共二十个环节的欢迎会中，有十个节目是武术表演。

在天津、北京期间，精武体育会的陈铁生除发现两地多习练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三派外，更欣喜地注意到“津、京各校皆有技击一门，多列为正课。且各校之技击，亦以口令指挥，作团体教练”，这一操练方式与精武体育会的“国操”[41]类似，从而使陈铁生等发出了“吾道其不孤矣”的感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李景林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为副军长)。10月底至11月间，李景林占据天津后，被公推为直隶保安司令。1925年，李景林又被段祺瑞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1925年1月)并兼任直隶省长(1925年6月)。李景林督直后，与李星阶成为挚交，对中华武士会多有帮助[43]。但好景不长，1925年12月3日，李景林正式与国民军[44]开战。在冯玉祥的指挥下，国民军兵分南北两路(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为南路、国民一军张之江部为北路，另有国民三军孙岳由陕西赴保定声援)进攻李景林部，李景林部损失惨重，李景林不得不于1925年12月24日放弃天津，败走济南与张宗昌会和[45]。李景林败走济南后，天津“武士会竟一变为驻军之区，朝夕支应，不堪其劳”[46]，此时中华武士会已开始走下坡路。

1927年12月3日-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南京召开(汪精卫受到尖锐指责)，“基督将军”冯玉祥派“五虎上将”之首的张之江代表自己到南京与会。自此，张之江开始久寓南京。1928年2月2日-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以此为契机，蒋介石开始全面垄断国民党党权并继续北伐[47]。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全国统一的步伐加快。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宣布奉、吉、黑、热四省服从国民政府，遵从三民主义。“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党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扫除北洋军阀统治的任务，为国民党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张之江在“体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于1928年在南京西华门创办了由国民政府直接拨款的中央国术馆[48]，倡导“国术”。此后，各省纷纷响应。1928年12月23日，河北省国术馆成立，河北省主席商震任馆长，北平警备司令兼陆军42师师长张荫梧为副馆长，李景林、傅作义、蒋馨山、郭铸山等为“友谊”(董事)，孙禄堂、于殿鳌等为顾问。中华武士会会长李星阶顺应历史的潮流，接受商震的邀请担任河北省国术馆的“教育科主任”[49]。至此，中华武士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成员一部分转入到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天津县国术馆等国术馆系统中，一部分则或组织起新的武术社团、或加入另外的武术组织、或隐居民间，为中国武术的活态传承继续做着贡献。

百年中华武士会寻踪6 纪念中华武士会的系列成果及两点提议

中华武士会是民国时期北方武术的一个重要散地，李存义、李瑞东、孙禄堂、张占魁、尚云祥、高振东、“定兴三李”、韩慕侠、郝恩光、程海亭、李书文、黄伯年、霍殿阁、李景林、蒋馨山、孙禄堂、傅淑云、阎道生、褚桂亭、马凤图，李玉琳、陈泮岭、郝铭、朱国福、赵道新等武术家以及张继、王法勤、叶云表、张荫梧、傅作义、卞白眉、卞月亭、冯国璋[51]等著名人士均与中华武士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都为中国武术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由中华武士会成员参与编撰的《五行拳谱》(黄伯年、李存义)、《形意武术教科书》(张占魁)、《近今北方健者传》(杨明漪)、《十剑谱》(阎道生)、《保定军校武术研究社成绩录》(王俊臣、李剑秋)、《形意林泉剑》(阎道生)、《五行连环拳谱合璧》(李存义、杜之堂)等均属武术经典文献，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

可惜的是，中华武士会解体后，其影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最近几年，尤其是中华武士会百岁诞辰的2012年，天津、山东、台湾等地的专家和学者已积极行动起来，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1)台湾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近今北方健者传》、《十剑谱》、《形意林泉剑》、《形意武术教科书》、《武术研究社成绩录》、《太极拳谱十三势形势与应用》、《阅庐日记》、《形意拳侠》、《豪英侠士驿津门》等有关中华武士会的书籍。

(2)由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主办的《天津记忆》出版了《阅庐日记》(第26期)、《净业国技研究社》(第27期)、《中华武士会百年纪念集》(第113期)等专辑。

(3)2011年，《霸州文苑》2011年第4期出版了《阎道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专刊》;并印制了阎道生绘的《阅庐画集》和《民国初期天津改良年画选》。

(4)2012年9月6-8日，天津市红桥区政府和红桥区政协联合举办了包括“关爱与寄语”、“追忆与缅怀”、“研究与传承”和“展示与传播”四部分内容的“纪念中华武士会百年系列活动”。

(5)2012年9月22日，由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和天津市图书馆读者协会主办的“纪念中华武士会百年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图书馆召开，来自天津、河北、江苏、北京、辽宁、黑龙江、台湾等地的有关专家、中华武士会传人等近六十人参加了会议。

(6)《搏击》杂志社2012年第11期出版了山李瑞林、阎伯群担任顾问，杨祥全、王振良担任主编的《中华武士会百年纪念专辑》。

目前，一支热心研究、宣传中华武士会的队伍雏形已经形成，中华武士会主要成员的后人和再传弟子也在积极的联系中，且已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

当下，中华武士会所处的语境已经由近代的“体育救国”演变为现代的“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救国”、“强国”虽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外延却有天壤之别。“体育强国”所要求的中国竞技体育均衡发展、切实发展群众、社会体育以增强人民体质、体育产业兴旺发达、中国的体育文化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影响力等重要指标对民族传统体育、对武术、对武术组织等均提出了新的挑战，当气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氛围里，中华武士会应如何作为呢?这是我们在从事中华武术会相关活动时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主题为《中国武义应该造势》的文章，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武术宣传过于低调。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虽然在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上，以及在对外的推广和普及上，武术取得的成绩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与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很不相称。武术应该造势，应该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关心武术、关注武术、热爱武术……虽然武术项目无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比赛，但我们并不气馁。武术申奥还在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术更要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段话用在中华武士会的身上同样合适。就目前而言，本文认为，中华武士会在“造势”、“大张旗鼓地宣传”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加强自身“内功”的修炼，尤其是应做好如下两件事：

(1)成立中华武士会研究机构，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并定期举办相关学术交流活动。

(2)进一步加强与中华武士会成员后人及再传弟子的联系，系统收集与中华武士会有关的文字材料、口述资料及实物材料，尽早完成《中华武士会史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尽早撰写《中华武士会史》一书。

只有这样，中华武士会才有可能在“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的同时“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并从而让更多的人关心中华武士会、关注中华武士会、热爱中华武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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