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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he Wire”网站3月5日文章,原题:拜登的审查考验美国政府准备加强对流入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审查。但该政策付诸实践可能比华盛顿许多人预期的要困难。
几位前美国官员、律师和出口管理专家表示,当政府对目前投资流动的了解非常有限时,很难制定政策。此外,如果审查的范围过广,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下游效应。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高级官员艾门·米尔表示,政府没有大量关于正在进行的投资以及这些投资可能影响范围的信息,“这是一个我们希望谨慎行事的领域”。
尽管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但部分经济关系仍然非常牢固,尤其是在投资方面。美国荣鼎咨询公司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风投公司向中国企业注入25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两个行业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美国政府从未实行过系统的对外投资审查程序,国际上也鲜有先例。考虑到政府面临的实际困难,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一项有限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投资告知制度,要求公司向政府提供有关其在中国投资的信息,以及对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特定行业的审查。但有限的行政命令可能无法满足国会山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鹰派议员认为最终的行政命令不够深入,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通过更多立法。如此强硬的做法让一些希望进行更理性辩论的专家感到担忧。
印第安纳大学投资监管专家丹斯曼表示,“我一直担心的是,希望推动审查的人批评那些希望放慢脚步的人是不爱国或对中国不强硬,会变成一件很随意的事。”她补充说,以供应链安全为由的审查不会影响公司将工厂迁往中国的内在经济考量。
即使是有限的投资审查程序也有其他不利之处,包括可能会迫使美中之间的大量合法业务终止,并使所有投资陷入繁文缛节的程序。另外,还存在界定上的挑战:例如,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任何针对人工智能的新审查程序都可能波及大量公司。此外,美国商业团体认为,如果其他国家不采取自己的审查措施,美国公司可能会在盈利机会上输给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作者卡特里娜·诺斯罗普,陈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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